12BET注册副教授、CIDEG副主任陈玲与合作者Barry Naughton教授共同撰写的论文An institutionalized policy-making mechanism: China's return to techno-industrial policy 日前在创新管理领域国际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上刊发。
陈玲
12BET注册副教授。2008年在12BET注册任教。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。自2005年7月起任12BET注册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(CIDEG)主任助理、副主任，负责该中心研究项目管理、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。
Barry Naughton
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，CIDEG学术委员。Barry Naughton 教授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一。他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，尤其在产业、贸易、金融及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。
摘要
研究指出，中国的技术创新政策的发展趋势在2003年前后发生了重大转向，从市场导向的创新政策全面转向国家主导的产业技术政策。这意味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相融合，政府主导并塑造了特定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、开发和商业化。这一转型过程通过先后发生的两轮关键政策实现，即2006年的《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》和2010年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纲要》。本文考察了创新政策转折前后的具体表现，以及导致这一转变的两大政策的制定过程。研究发现，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一样，中国决策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，形成了包括“酝酿”(fermentation)、“规划”(formulation)、“细化”(specification)和“执行”(implementation)的四阶段决策模式。由于各个阶段具有相对结构化的参与主体、意见输入渠道和政策产出，逐步放大了政府及政府利益相关者的干预力度。
(四阶段决策模式)
创新在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如何才能制定出合意的创新政策，需要首先对决策机制有深入的了解。本文即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。本文构建的政策过程模型对理解其他政策领域的决策亦有重要启发。
原文链接：http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pii/S0048733316301482
